中国外贸的韧性和底气
日期:2024-01-29 作者: 浏览:121次

202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1.76万亿元,同比增长0.2%。在全球贸易整体表现比较低迷的背景下,中国外贸交出了一份规模稳中有增、质量优中有升的“成绩单”。展望2024年,面对海外经济下行、人民币汇率波动、全球产业链重构、贸易摩擦加剧等不利因素,出口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稳外贸依然路远任重。

因此,这份“成绩单”更显难能可贵,其中的“稳”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外贸抗逆能力的集中体现,展现出来的“优”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方向,更是外贸承压向前的不竭动力。

透过“成绩单”,能看出来路上中国外贸哪些值得圈点的变化与可喜之处,又能为下一年的外贸行程“探”得哪些“春意”?希望本版多位外贸领域专家的观点集萃,能为外贸企业带来智慧的启示。

专家圆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 马 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吕 越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商贸研究所研究员 揭 昊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石先进

(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2023年,进出口逐季抬升,其中第二、三、四季度均超过10万亿元。随着各项稳外贸政策精准发力、走深走实,外贸企业主动求新求进、应变克难,更多“好”的积极变化也在不断呈现。

2023年,中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60万家。其中,民营企业55.6万家,合计进出口22.36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3.5%。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提升,19.47万亿元的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值的46.6%,对拉美、非洲外贸分别增长6.8%和7.1%,第四季度对欧盟、美国进出口回暖。

如何看待这份变中有好的外贸答卷?其中的变化与调整体现在哪些方面?

吕 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贸易和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进出口整体能够保持0.2%的正增长,无疑展现了强劲的韧性和应对挑战的能力。特别是在出口方面,虽然同比增长0.6%的增速较前几年有所减缓,但这一成绩是基于较高的出口基数实现的,体现了中国外贸在全球市场份额上的持续稳定。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尽管中国进口总值略有下降,但进口数量增加了2.9%。这表明2023年进口总值的下滑主要受全球商品价格下行的影响,同时反映了国内生产稳步恢复以及消费需求的旺盛态势。二是外贸经营主体的多样化与活跃度,尤其是民营企业成为推动中国外贸发展的关键力量。中国出口的自主品牌产品中,66.4%的产品由民营企业生产。这些企业在品牌建设、管理以及绩效方面的努力,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和市场竞争力。三是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深度加强,与拉美和非洲间外贸增长较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布局上更具战略远见,减少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提高了外贸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了中国外贸的稳定性和持续增长的潜力。

马 弘:2023年中国外贸面临外需疲弱、地缘冲突干扰、疫情后供应链修复等因素干扰,取得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增长企稳回升的局面,来之不易,也体现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牢固地位。

2023年中国出口的结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在出口市场上,中国对美加、东盟、欧盟出口呈三足鼎立态势,共占中国总出口的4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速远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对俄罗斯、中亚、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出口显著增长;对墨西哥、印度、泰国、越南等出口的增长则反映出美国加征关税造成的产业转移。在产品结构优化上,机电产品出口额近14万亿元,相比前一年增长了2.9%。“新三样”出口突破1万亿元,增长近30%。在进出口形式上,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迅速。小批量、定制型产品需求成为外贸增长亮点。此外,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持续增长,工业中间品进出口所占比重稳步提高。

揭 昊:2023年,顶住后疫情时代外需走弱和出口价格回落带来的压力,中国外贸实现稳中有进、稳中趋优,进出口总值同比正增长的成绩好于主要外向型经济体,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主要体现为“四新两优”。

“四新”包括:以“新三样”为代表的新产品出口动能强劲,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新经营主体不断涌现,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对传统市场的替代作用持续增强。“两优”包括:结构优,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提升;环境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深化国际经贸合作诸多举措为外贸发展提供了更优良的环境。

石先进:总体上看,去年全球外贸形势整体不乐观。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外贸总额仍然保持0.2%的增速实属不易,其中体现出来的几方面特点令人欣喜。

一是新兴市场对中国外贸越来越重要。从大周边的角度看,中国与亚洲、独联体国家等周边72个国家的贸易额占进出口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从2018年的55.3%上升到61.9%。二是“新三样”以29.9%的增速对中国外贸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积极的出口增长有利于拓展电动载人汽车等产业的规模效应,为这些行业的转型升级打好基础。三是汽车产业成为中国外贸的亮点领域。中国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在技术和质量上进步显著,特别是自主品牌汽车有了较大提升,价格优势明显,更符合新兴经济体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中国汽车企业积极“走出去”,增加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本地化生产,形成海外产能配套体系,有效规避了贸易壁垒。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中间品出口第一大国。202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拓展中间品贸易”,并将其排在“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具体部署的首位。2023年,中国进出口中间品25.53万亿元,占整体进出口总值的61.1%,保持在历史高位。

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当下,中间品进出口占比不断提升的原因是什么?顶层设计对中间品的重视意味着什么?

马 弘:中间品进出口占比不断提升体现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实力,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国进口和出口的上游度均在提升,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上游中间品的国产化率不断提高,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不断攀升。二是中国国内配套远较其他国家完备,具有较全的产业链是中国制造业的新比较优势。三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间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得以发挥。

顶层设计对中间品的重视意味着对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的重视。中间品出口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维护好中国全球中间品最大的生产者和供应商的地位,对提高供应链韧性、提升中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能力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有重要意义。

吕 越:中间品进出口占比提升是在深度融入全球化背景下,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直接体现。首先,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与维护者,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机电类产品等特定领域,中国凭借综合优势成为中间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其次,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通过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举措,积极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为中间品的进出口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在顶层设计中对中间品的重视,彰显出中国政府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格局中策略性地优化自身角色并提升竞争力的坚定决心。这种重视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基础的巩固和提升上,更在于对未来产业转型和技术革新的深远规划上。同时,还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为拓展中间品贸易创造更优的口岸营商环境和更便捷的跨境贸易服务。例如,商务部等十部门发布了《关于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意见》,措施涵盖从技术创新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从政策支持到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旨在加快推动加工贸易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

揭 昊:中国既是全球第一大中间品进口国,也是全球第一大中间品出口国。中间品进出口占比不断提升,在供给端反映了中国产业体系配套完整,具有生产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正成为全球中间品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在需求端,近年来无论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还是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本土制造业,都会扩大对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等产品的需求,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提升在全球中间品贸易中的份额。

从国内看,拓展中间品贸易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能级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中国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国际看,中间品贸易日益成为全球贸易的主流,拓展中间品贸易有利于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对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各国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石先进:中间品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渐提升,原因在于:其一,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深化和扩展,各国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确,中间品的需求也逐渐增加。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承接了更多核心技术研发和高附加值部件制造,包括复杂零部件和关键中间投入品。其二,中国的技术和制造水平显著提升,能够生产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中间品,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企业将更多加工环节外包给中国,中国成为重要的加工制造和组装基地。其三,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外贸发展,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支持中间品贸易,鼓励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

对中间品的重视,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也有能力主动承接全球中高端的产业转移,表明中国意在加强自身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

“新三样”产品在2023年外贸新动能中表现突出,合计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29.9%。

在国际市场低迷的背景下,出口新动能中体现的中国创造力量令人欣喜,这是什么原因造就的?与此同时,欧美等征收碳关税对未来行业出口可能带来哪些影响?

马 弘:“新三样”以及船舶、家电等产品出口增长反映了中国工业体系在价值链上的攀升和产业升级。中国出口的新型比较优势包括:完备、便捷、高效的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迅速增加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充裕的人力,引致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欧美日等国在碳关税领域可能的合作,对中国产业和贸易可能造成多维度的影响。一是在碳泄漏风险高的上游高碳行业,边境碳调节机制可能削弱发展中成员在钢铁、水泥等上游高碳行业的贸易竞争力,重塑国际生产格局。二是在下游制造业,其主要通过确立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和循环经济等要求,对电子产品、汽车等的市场准入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三是在清洁能源等领域出台绿色补贴政策,抢夺全球绿色投资和产业布局。短期估算,欧盟碳关税对中国产业和外贸的影响较小,长期来看,中国产业和贸易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

吕 越:中国“新三样”产品的出口增长一方面得益于需求带动。全球市场对于高效、环保、智能化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尤其在新能源、新材料、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国际市场对于可持续发展和技术革新的追求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另一方面在于供给提升。近年来,中国在“新三样”领域从品牌、产品、渠道、技术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产能迅速扩张,尤其是光伏电池的技术基本上在各个主要环节都占据优势。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双重推动使得中国在全球市场低迷之际,仍能实现“新三样”产品出口的持续增长。

而欧美等征收的碳关税,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一定影响。具体来看,碳关税的实施可能会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尤其是对能耗高、碳排放量较大的产品影响大。这不仅会影响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还可能迫使企业调整出口策略和市场定位。面对这样的挑战,中国企业需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通过提高产品的环保标准和能源效率,适应国际市场的新规则和不断变化的需求,持续确保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揭 昊:培育出口新动能非一日之功,这离不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创新和提升。

欧美部份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开征碳关税,严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实质上是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欧盟碳关税后续可能会涵盖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下所有行业商品,加之其在全球形成的示范效应,未来中国商品出口大概率会面临更多国家设置的更多样化的绿色贸易壁垒。

石先进:在国际市场形势低迷的环境下,中国出口新动能仍能保持强劲增长,主要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长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新能源、数字化、绿色低碳等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积累了深厚实力,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二是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市场,对产业生态链有支撑作用,外贸企业可以依托独特优势主动抢占全球市场先机。三是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引进全球先进技术和创新资源,与全球创新网络实现良性互动,显著提升整体经济创新效率和生产力水平。四是中国政府采取灵活有效的宏观政策,为外贸企业提供较强的发展后盾。

欧美等征收碳关税可能对中国出口带来以下影响:一是新能源行业受影响较大。欧盟已提出电池“碳护照”标准,要求核查碳足迹,不符合标准的中国电池企业将面临被征税或无法进入欧盟市场的风险。二是基于碳排放考核的“绿色壁垒”将继续增多,中国传统高耗能、高排放产业遭遇更多非关税壁垒,钢铁、有色、化工、造船等行业面临压力。三是中国企业将面临减排成本增加的压力。为符合标准,企业需要调整能源结构、推进绿色制造,这将提高企业成本,部分中小企业可能无法承受。但同时也对推动中国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有正面影响,迫使中国调整产业政策和布局,加大开发绿色技术和低碳产品的力度。

因此,中方需要加强与贸易伙伴的沟通协调,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因素和立场的理解,防止“碳保护主义”。

展望2024年,可以预见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进一步推动外贸稳增长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如何判断2024年的整体外贸形势?其中最大的难点集中在哪里?市场主体与部门应从哪些方面着力应对?

吕 越:展望2024年,外贸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全球贸易市场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的不断加剧、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可能成为影响中国外贸形势的关键因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2月发布的《全球贸易最新动态》称,对全球贸易的预测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积极向好趋势并未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和条件持续增强,为外贸和外资的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

就市场主体而言,首先,企业应加速推进研发创新和产品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高附加值产品的投资,从而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其次,应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保障生产和供应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最后,采取多元化的市场策略来分散地缘政治和经济风险,继续依托“一带一路”框架,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开展更广泛的贸易合作探索,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着力于政策支持和服务优化,以此为外贸企业提供稳固的营商基础。首先,政府应提供更多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其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供高效的通关和物流服务,简化贸易流程,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最后,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对话,为国内企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准入机会,同时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提供坚实的支撑。

马 弘:2024年多数主要大国面临大选,政治博弈会带来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抬头,造成一定的贸易政策风险和不确定性,类似乌克兰危机、巴以、红海的地缘冲突也对全球贸易航运造成风险。与此同时,欧美构筑绿色贸易壁垒和主要国家之间产业政策竞争,都造成全球产业链进一步碎片化。

对此,我们应坚定维护WTO多边体系,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权,推动包容性发展;妥善应对部分产业外迁,培育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推动“专精特新”制造业出海;加强国际合作,通过RCEP和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合作,加强我对跨境产业链掌控力;着力法治建设,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国内市场一体化,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外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可贸易比例,通过数字化推动区域供应链更为紧密地联结,推动中国服务贸易进一步发展,抢占数字贸易和平台经济发展先机。

揭 昊:虽然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机构对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前景的预测偏悲观,但考虑到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内需潜力,有利于稳定与全球的经贸合作,加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全球出口份额中基本保持稳定,预计2024年中国外贸将持续呈现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态势。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贸易摩擦多发等带来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政企合力稳外贸促发展。在国家层面,对外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对内要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加大政策供给,稳定外贸经营主体。在地方层面,要更好发挥东部省份特别是外贸大省的作用,为全国稳外贸作出更大贡献。在企业层面,要契合全球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国际市场新需求。(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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