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近5年来，我国实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屡创历史新高，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论证，盲目决策，后续经营困难，造成较大损失；有的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影响我国金融安全；有的企业忽视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和要求，引发矛盾与纠纷。今年8月，四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要求对企业非理性对外投资进行引导，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

    那么，中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风向标变了吗？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从哪儿发力？如何更好监管和引导境外投资？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对外投资新观察”，期待与您共同探讨。

    今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从增速看，在经历一段“高速猛进”后，似乎松了松油门。今年前10个月，我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对全球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63.1亿美元，同比下降40.9%。而去年同期，该项投资数据是同比增长53.3%。

    变化的不只是数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在8月发布《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

    对此，有人质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向是否有变化？新的引路牌将把企业指向何方？

    平常心看数据下滑，政策调整重在“祛虚火”

    有声音认为，今年对外投资的这脚“油门”松得有点猛。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增速下滑？

    “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短期波动是很常见的，要保持平常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比如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德国，2015年对外投资933亿美元，2016年降到346亿美元，同比下降63%，也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人们之所以对中国的数据比较敏感，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这些年对外投资一路高歌猛进，外界习惯了这种高增长，但还没有习惯波动。

     商务部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说，除了去年基数较高外，前10个月对外投资同比下降，还有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向好，在一些领域，国内的钱好赚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就没那么强了。国际投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很多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加大了对外资的安全审查等，也削减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总体看，对外投资下降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我们要限制的领域。相比之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实体经济的对外投资比较稳定。

     过去10年是我国对外投资增长最快的10年，2015年首次跃升为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大国。然而，从去年底开始，我国加强了对企业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指导对外投资的企业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并接连出台一系列政策。为何会出现这些变化？

    “出台这些政策，主要还是防范风险，让企业‘走出去’又稳又好。”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国际产能合作处处长张焕腾说，我国企业境外投资虽然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企业未能准确把握国家“走出去”战略导向，开展境外投资缺乏系统规划和科学论证，盲目决策，后续经营困难，造成较大损失；有的企业将境外投资重点放在房地产等非实体经济领域，不仅未能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反而导致资金跨境流出大幅增加，债务“留”国内，资金“流”国外，冲击我国金融安全；有的企业忽视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等标准和要求，投资投产后引发与当地民众的纠纷，有时不得不停工，既造成经济损失，也损害我国对外形象。

    “就像人一样，病了就要治。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是‘祛虚火’。”邢厚媛说，对外投资的宏观政策，既要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也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在政策引导下，“祛虚火”后，“走出去”的国内企业将“更健康”。

    “走出去”大方向没变，我国仍需要鼓励对外投资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鼓励、限制、禁止三类境外投资活动。对此，有市场分析称，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受到更多限制。

    “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管理的措施，绝不意味着‘走出去’政策的变向。”隆国强说，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支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尽管今年对外投资有所回落，但中国作为一个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不会变。

     张焕腾认为，首先，我国对外投资的大方向没变。《指导意见》强调要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与投资目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其次，对外投资的基本原则没变。《指导意见》明确，在境外投资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开展境外投资，企业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第三，对外投资管理的改革方向没变。《指导意见》明确，要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坚持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在资本项下实行有管理的市场化运行机制，按“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

    也有声音认为，目前全球资本严重短缺，国际资本流动处于低位，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外资。在这种背景下，还要鼓励企业把钱投到国外吗？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更好地服务于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两者并不矛盾。”邢厚媛说，“我们在全球市场引资，要把我们没有的高技术、高附加值外资引进来，带动国内产业升级；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也是要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际竞争力。”

     张焕腾认为，中国企业需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壮大的必经之路。作为对外投资大国，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都在放眼全球布局资源。

    “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是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内容。”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持续改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随着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投资合作将继续深入发展，中国对外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健康增长势头。

     完善监管有必要，任何国家都应避免跨境资本流动“大进大出”

     对于我国对外投资监管方式的新变化，有些企业感觉不适应，甚至担心会影响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对外投资业务。

     隆国强说，从世界范围看，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中国目前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政府对跨境投资进行适当的管理和规范引导十分必要。

   “从宏观上看，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避免跨境资本流动的‘大进大出’。全球经济在战后每隔一些年就有一次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有很多是源于资金跨境流动‘大进大出’。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保持金融稳定、避免金融风险至关重要。”隆国强说。

     邢厚媛认为，从微观上看，相比发达国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历史短、经验不足、人才短缺，前些年对外投资也有很多教训需要引以为戒，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适当的提醒、引导，有助于企业更加全面地评估和规避对外投资的风险，提高对外投资成功率。

     强化监管不可少。但在采访中，也有企业反映，因为监管政策的调整，企业在正常领域对外投资项目的追加资金，原本不需要再次审核，现在却要重新递交一堆材料接受审核，否则项目资金无法汇出。几个来回下来，不仅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也影响对外投资项目的进度。

     如何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提高服务企业“走出去”的便利化水平？

     邢厚媛认为，对企业来说，标准明确、执行透明的监管体系，有利于更高效地开展对外投资。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指出，在完善监管方面，应研究新的监管审批办法和机制，让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加行之有效。同时，对支持鼓励类的项目，相关部门应继续提供必要的便利化服务和政策支持，提醒企业防范风险，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发展。（记者 王 珂）(来源：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