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贸试验满一年，有收获、有挑战、有期待自贸区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
     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2015年4月21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容，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挂牌，中国自贸试验进入新阶段。回首过去的一年，这120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围绕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业开放、完善政府监管制度等，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从南到北沿海四大自贸区的格局形成，有望在更大范围推动我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探索有益 成绩斐然
     过去的一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开辟了中国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对内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自贸区在深化金融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方面都有重大表现。
     数字是最好的证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显示，2015年，上海自贸区新设企业1.8万家，天津自贸区新设企业超过1.4万家。广东自贸区新设企业超过5.6万家，福建自贸区截至今年3月底新设企业超过2.6万家。粗略统计，一年来4大自贸区累计新增企业超过10万家。
     自贸区内不论是企业注册还是通关成本都大大地降低了。如福建自贸区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货物申报时间从4个小时减至5~10分钟；船舶进出境申报时间由36个小时缩短到2.5个小时以内。
今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证照分离”试点在浦东新区全面展开，试点对涉及的116个行政许可事项，通过取消审批、审批改备案等5种方式进行改革，以解决企业“办证难”的问题。
    “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中心、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再过几年我们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过去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消失，我们的贸易增长需要有新的增长点。中国要转方式和调结构，也必须向改革要政策，并且要用开放来促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区一方面是推动中国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体现国家利益的重大平台；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试验田，只有用开放才能够促进改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如是说。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引发全球贸易治理结构变迁，中国经济实力提升，要求中国重新确定其在全球贸易治理及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角色。以全球价值链为特点的新贸易模式要求生产和市场布局的合理化，减少价值链内的贸易投资壁垒。”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金融系研究员洪小芝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全球经济格局处于深刻调整期，中国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需要通过全方位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减少对传统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土地、能源约束,环境恶化要求中国培育国际产业竞争的新优势，通过自贸区发展促进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需要加强自贸区建设，加快与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接轨，提高国际化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改革。”
     挑战障碍待解决
     华创证券研究所所长华中炜指出，自贸区在推进改革创新过程中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障碍。
在他看来，主要表现为自贸区在推行实施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地方性典型性问题，各个片区的制度创新均为基层政府，改革权力和执行能力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并且，各个片区的起点和存量具有较大差异性，制度创新的进度和推行效果也有一定差距。
     除此之外，自贸区在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试验和市场开放领域等都还有待提高。
     例如，自贸区虽然在投资管理方式上进行了负面清单这种新一代国际贸易投资核心规则，但对于TPP、TTIP、TISA协定所特别强调的某些“边界之内”新议题，例如知识产权、劳工保护、资本流动等议题创新不够，并且还没建立起一套基本制度框架。
     自贸区在服务业的一些领域开放程度还不够，并且还需要增强透明度。无论质或量上，无论对内和对外，服务业开放都还有开拓和发展的空间。
    “中国的服务业还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一方面是对内的封闭，表现在国有资本的垄断和对于民营资本的准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外资的准入限制比较多。”洪小芝表示。金融服务业亟须进一步打通。“金融服务业涉及资金的流进流出，有其行业特殊性，但它最终还是属于服务业。我们的金融一直很封闭，亟须把通道打开，加快开放。”
      此外，服务业开放还将涉及行业监管体系的改革。服务业的开放不仅仅是大家目前看到的外资开放政策，而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服务业开放还涉及非常复杂的行业监管体系，这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郑超愚说。
      更多自贸区将涌现
     “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对外贸易增长的难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历史上我们曾经一年增长20%，甚至30%的出口和进口。现在，实现个位数的贸易增长难度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如果有了自贸区，自贸区会促进外贸的增长，降低外贸的成本，同时也会提高外贸的效率。上海自贸区外贸的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全国外贸的平均增长速度。这就是由于便利化的措施，还有自贸区的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所导致的。”华中炜表示。
     超愚认为，“未来中国应该会有更多的自贸区，但是它有时间问题，不会在短期之内一下子推进，而是分步骤、分阶段逐步来推。在自贸区当中，会通过比如负面清单的试验，还有服务业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试验场，还有推进金融试验大改革，都会成为我们自贸区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全国的改革开放都有示范意义。”
     据悉，已有四川成都、湖北武汉、陕西西安、山东青岛、广西北部湾、吉林珲春和长春等地先后在各省“十三五”规划中，提及自贸试验区申报建设。
     渴望“自贸试验区”落地的地方政府，一方面制定规划、抓紧申报，另一方面，则是举行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会议，推广成熟模式，“先行先试”。以湖北武汉为例，去年底，湖北省政府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设立3个试点区域和6个部门，共推出第三批共约60项先行先试创新事项。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霍建国认为，实践证明上海自贸区的试验和第二批的扩围带来了积极效果。如果现在加快推动自贸区试验范围的扩大，将有利于促进形成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有利于激活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并将对确保“十三五”规划任务的完成产生积极的效果。所以，当前可以积极考虑进一步扩大试验范围。
     对自贸区扩围区域选择，霍建国认为，除试点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之外，更关键的还要兼顾地方的经济总量、开放基础，以及其扩大开放后可能形成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前两批主要在沿海，所以下一批应该会考虑兼顾中西部的发展和扩大开放的需要，这也符合深改文件中加快内陆沿边对外开放的要求。”在自贸区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更要注意加快构建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来源：中国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