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关统计，2024年前11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9.79万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23.04万亿元，同比增长6.7%；进口16.75万亿元，同比增长2.4%。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贸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依然保持运行的整体平稳，充分体现了中国供应链的韧性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展望2025年的外贸形势，专家普遍认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将是多重力量交织下的结构调整年，中国外贸发展在把握新机遇的同时，尤需关注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下行风险。面对发展挑战，稳外贸要在精准研判时局的基础上，找准重点难点痛点，靶向施策，力求实效。

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将压缩外部需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将进一步加大，相关国家的关税政策将对中国的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形成冲击；全球地缘政治升级外溢等风险将施压中国外贸发展。

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积极应对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要通过短期的政策驱动以及长期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CMF（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4—2025）指出，从长远来看，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直接影响出口，还将间接引发供应链重构，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未来，中国的出口结构将面临严峻挑战，部分依赖美国市场的行业需要快速适应新的贸易环境。

为积极应对外部冲击，要做足政策准备，提前布局，有效应对。

上述CMF的报告指出，要加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各项改革举措逐步落地，并建议在进行政策一致性评估的基础上，2025年逐季推出一批增长拉动效应强、预期改善作用大、市场主体积极性高的改革举措，与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形成有效配合。

其中，在稳外贸方面，报告建议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探索同美国建立新型合作关系；正视“竞争与合作并存”，有序竞争、积极合作，寻找和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加强各个层级的沟通与对话；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过程中寻求突破。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坚持开放理念，使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有机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并进一步增强中国在这些链条上的不可替代性。进一步推动制度型开放。对标高标准市场经济规则；维护世贸组织规则下的全球贸易体系，倡导从各国的实际出发，摸索合作的路径。在高科技领域实现自给自足。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力度，力争产出原创性领先技术；以创新驱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畅通国内国际循环，使科技创新直接转化为贸易收益。

在“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意义重大。“要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指出，从有利条件来看，一揽子增量政策扭转了经济增速逐季下行的态势，提振了市场信心。同时，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举措，能够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面对外部冲击，要加强政策储备，及时有效采取应对措施。应对特朗普“拉起吊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欧洲、日韩等的经贸合作。同时，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制，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刘元春提醒，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周期性、结构性、机制性与体制性因素相互叠加。要建立对总体叠加效应的系统性认识，包括外部环境变异、技术产业革命冲击、发展模式与激励体系的转型、总体风险的积累和释放等。要对各因素的轻重缓急进行重新排序，政策的施行需要有明确的先后顺序，而非笼统地一并推进。

具体到跨境电商领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王健建议，跨境电商对企业数字化及外贸模式创新的影响积极，应继续提升跨境电商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简化优化监管，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提升外贸发展质量。跨境电商“平台+企业”的生态系统可随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这也恰是中国外贸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应更多支持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做大做强。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对接当地资源，实现双赢。在新技术不断涌现和应用的背景下，要鼓励制度创新，鼓励企业创新外贸方式。

存量政策叠加增量政策 汇聚金融助力

金融措施可促进外贸稳定发展，切实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为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对于支持外贸发展的金融举措，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副所长史英哲从存量政策加力和增量政策发力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在存量政策方面，一是加大金融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降低外贸企业的融资成本。要持续优化财政政策，如最近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的调整。二是加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力度，扩大承保规模和覆盖面，通过出口信用保险降低外贸企业的出口风险，增强企业接单的信心。三是优化跨境贸易结算，通过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跨境结算服务，降低外贸企业的交易成本。四是提高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汇率波动会显著加大外贸企业的外汇风险敞口。金融机构需增强外汇相关金融产品的供给能力，辅助企业通过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增强外贸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

在新举措方面，首先，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力度。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利率的下降以及欧美的加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到中国市场融资的兴趣高涨。可研究推出有效的机制，吸引境外发行人，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行人参与中国债券市场，加大“熊猫债”的发行，探索“熊猫债”与中国企业境外投融资活动的联动机制，从而促进海外投资以及双边经贸发展。其次，加大针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政策性贷款的投放力度。要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走出去”，通过相关金融工具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服务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开拓“一带一路”共建市场。再次，要加大绿色金融对国际贸易的服务力度。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共识，要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以及绿色供应链金融促进贸易的绿色化，支持中国新能源产业拓展海外市场，携手促进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

找准突破口 聚焦发力点

切实做好稳外贸工作对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稳增长稳就业、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上海财经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徐飞强调，稳外贸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各项政策及配套措施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的同时，还要注重政策的“四落”——落实、落地、落小、落细。其中，落实落地是要避免政策“悬置漂浮”，落小落细则强调政策的精准有效。如在落小落细方面，同样的外贸政策，具体到美国、欧洲、亚太、非洲、拉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成员国等区域板块和贸易方向，应因地制宜、因地施策，避免政策实施的机械化、教条化、简单化。对于稳外贸政策的精准发力，徐飞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拥有人口红利、资源丰富、经济增速较快、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且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对基础设施和消费品的需求旺盛。同时，这些国家正在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与合作。与新兴市场国家加强贸易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拓展国际市场、优化出口结构，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进一步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中国在高科技产品、绿色产品等领域的发展潜力巨大，要提升和加大大型成套设备企业的国际合作水平和出口力度，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优势，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装备进口。同时，加力发展绿色贸易，推动商协会等行业组织制定外贸产品绿色低碳标准，支持相关产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三是大力提升民营企业的贸易质量。银行和保险机构应扩大保单融资增信合作，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力度。在依法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加大资源倾斜力度，积极满足中小微企业的外贸融资需求。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小微外贸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进一步扩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承保覆盖面，优化承保和理赔条件。

四是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出口发展。要大力支持外贸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拓展销售渠道，培育自主品牌。鼓励各地方结合产业禀赋和优势，创新建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积极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带动跨境电商出口。

五是建设完善全球海运干线网络，提升外贸海运保障能力。据统计，全球超过80%的商品的贸易量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目前，中国的国际航运实力与贸易规模并不匹配。中国是造船大国，也是商品出口和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建成并完善海运干线网络，构建四通八达且安全可靠的物流体系。同时，积极发展液化天然气船，进一步提高集装箱、原油、干散货、特种运输船队的国际竞争力。

六是建立强大的外贸强国支撑体系。当前，中国外贸出口与企业出海正在形成新的共生共荣关系，尤其是离岸贸易正在蓬勃兴起，对中国金融服务机构的国际化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要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优化跨境结算服务，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源：国际商报）